“我将花费大量时间(在上海和新加坡之间)奔波，5小时的飞行将是我每月的通勤，”ADM集团亚太区总裁罗逸铭说。
这些迁徙折射出中国更广泛的变化。中国已成为汽车、平板电视等许多产品的世界最大市场。中国经济变得如此庞大，众多公司像对待欧洲那样重视中国，中国的报告将直接发往公司总部，而非继续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报告混为一谈。
但在中国经商遭遇的挫折，使它们展开撤离在华高管的计划：空气污染、“偏袒”本土企业的规定，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缺乏。
更重要的是，许多跨国公司开始重新关注东南亚，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7年后，这里出现复苏迹象。它们在京沪等城市有鞭长莫及之感。例如，每天从上海或北京发往雅加达的飞机航班不超过1个。
但迄今为止，这并未转化为大规模撤离行动。作为在新加坡经营的最大租赁经纪公司之一，总部分别位于纽约和芝加哥的高纬物业和仲量联行表示它们并未看到跨国公司大举撤离中国内地或香港的迹象。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西方企业高管表示，许多10年前在上海设立亚洲总部的美企现在有些后悔，但唯恐搬离行为会激怒中国政府。(基思·布拉德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