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20年里，马克思写了多卷的论述文章对这个结论进行论证，同时第一次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及其崩溃的原理。

　　和李嘉图一样，马克思将他的研究重心专注于对资本主义体系内在逻辑矛盾的分析上。他因此寻求将自己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区别开，马克思认为这些人只是一味地谴责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却不曾为解决他们的实际经济困难提出真正的科学分析。总之，马克思将李嘉图的资本价格模型以及稀缺性原则作为强化资本主义动态分析的基础，当时资本是工业设备(比如机械、厂房等)而非固定资产主导，因此原则上累积资本数额没有限制。事实上，他的主要结论可以被称为“无限积累原则”，即资本将不可逆转地不断积累并最终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是一个没有天然界限的过程。这就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终将灭亡预言的分析依据：资本收益率稳定降低(这样将遏制资本积累并导致资本家之间的激烈冲突)或是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无限制地增长(这迟早将变成工人运动的导火索)。不论发生何种情况，社会经济均衡或是政治稳定都将变成奢望。

　　尽管存在局限性，马克思的研究在很多方面还是卓有成效的。首先，他以一个重要问题开始(关于工业革命期间空前的资本积聚)，然后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回答：现代经济学家都应该以他为榜样并从中受益。更加重要的是，马克思提出的无限积累原则表现出其深邃的洞察力，它对于21世纪有效研究的意义毫不逊色于在19世纪的影响。

　　不平等问题应重回核心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在发达国家显著增加，尤其是美国，其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收入集中的程度回到了——事实上甚至略微超过了上世纪的第二个10年。因此，理解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收入不平等为何以及如何下降至关重要。可以肯定的是，贫穷和新兴国家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很可能会被证明是一种在全球层面减少不平等的有效力量，这与1945～1975年间发达国家的发展情况类似。但是这一发展过程让新兴国家产生了深深的焦虑，在发达国家产生的焦虑则更甚。此外，最近几十年在金融、原油、房地产市场观察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失衡，自然引起对于索洛和库兹涅茨“平衡增长路径”必然性的怀疑，他们认为所有经济变量都以相同的速率在变化。到2050年或2100年，世界会被交易员、高层管理者和超级富豪所拥有，还是会被石油生产国抑或中国的银行所拥有？又或者世界可能将被避税天堂所拥有，因为上述角色中会有许多去那里寻求庇护。如果不问谁会拥有什么，而只是从一开始便假定增长在长期是自然而然“平衡”的，这种想法是很荒谬的。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21世纪初所处的阶段就好似我们的先辈在19世纪初的状况：我们正在见证令人印象深刻的全球经济的变化，并且很难知道这些变化的广度，或者说几十年之后全球财富在一国内或多国间将如何分配。19世纪的经济学家将分配问题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并致力于研究其长期趋势，鉴于此，他们理应得到极高的评价。他们的答案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但至少他们提出了正确的问题。

　　我们没有任何根本的理由来相信增长是自动平衡的。我们从很早就应该把收入不平等的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并提出19世纪就已经出现的类似问题。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们都忽视了财富分配问题。如果不平等问题重新成为中心议题，那我们就必须开始收集足够广的历史数据，以便更好地理解过去和现在的趋势。只有通过耐心地积累事实和样本，再在不同的国家间进行比较，我们才有希望识别出发生作用的机制并对未来有一个更加清晰的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