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二人为何会分居,李松坤至今都“讲不出是因为什么事情”,“杨秀珠当时也没有说原因,就搬出去住了。”搬出去后,“她不理我,我也不理她”。1981年上半年,李松坤写了一份“自愿离婚协议书”,当时离婚需要单位领导同意,他送过去签字,领导知道了他们要离婚的事,“都说‘离了好’,因为他们都知道杨秀珠是个怎么样的人。”李松坤回忆,在他与杨秀珠一起生活的那段时间里,杨秀珠总是一天到晚都是很忙的样子,家事都是由李松坤照顾,比如做饭也是由李松坤来做,“不知道她在忙什么”。在市供销社,李松坤也做过一段时间的清查工作,“工作量比商业局的还大,杨秀珠就显得比我忙多了。”
李松坤把领导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交给杨秀珠,杨秀珠收了,“她一直没动静,”李松坤一度以为杨秀珠是要提出一些离婚要求,但并没有。1986年,他们夫妇都相识的当地派出所的一个副指导员找到李松坤,把户口簿交给李松坤,当时国内正在办理第一代身份证,李松坤一看,户口簿上只有他一个人了,“分户原因写着‘离婚’。”到这时,李松坤才算与杨秀珠正式离婚。李松坤后来听说,杨秀珠之所以会在这一年跟李松坤“分户”,是因为她要再婚了,对象是市二医的一个医生,但是后来杨秀珠并没有再结婚。“当时杨秀珠的仕途蒸蒸日上,她看不上那个医生。”一位与杨秀珠相熟的温州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深居简出的温州杨家
结婚后,杨秀珠一直没能生育,1970年,杨一个工友的邻居捡到一个弃婴,是个女孩,见他们没有孩子,“两个人都有工作,条件好”,就交给他们抚养,李松坤给这个孩子取名李哲,杨秀珠离家时,也把这个孩子带走,之后李松坤再也没有见过杨秀珠母女。后来他知道,养女已改名杨哲,她一直跟在杨秀珠身边生活,从温州大学毕业后,在市政府部门工作,并在温州结了婚,“对象是温州一个建设项目的副指挥”,杨秀珠后来到省建设厅任职后,杨哲夫妇也到了杭州,杨秀珠出逃,杨哲夫妇也一同外遁。
县前头现在是温州市的核心老城区,在一家当地很知名的汤圆店的边上,有一个由温州地方铁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住宅小区,包括杨秀珠的两个妹妹在内的一些亲属仍旧居住在这里。
在杨秀珠的几个兄弟姐妹中,除了两个妹妹没受牵涉之外,她的四个弟弟都出了不同程度的“问题”。本报记者在杨秀珠亲友处了解到,杨的大弟杨龙翔,早年也是下乡知青,回城后“顶替”退休的父亲到市起重队当工人,没多久,“文革”结束,温州市公检法系统重整,招人,他去报名,“经过审查,家庭条件好,思想条件好,就通过了,是正常程序,”之后杨龙翔一直在市检察院工作。在杨秀珠外遁之后,杨龙翔曾被审查,“听说有人送钱给他,但是审查结果是这笔钱跟他的职权没有关系,不是拿钱给人办事,”但之后杨龙翔“提前退休”。
杨秀珠的二弟名叫杨寿弟,原是市二轻局下属的剪刀厂工人。在杨秀珠做官后,与三弟杨进军共同经营浙江明和集团有限公司,杨进军是公司老总。杨寿弟与杨进军外逃比杨秀珠还要早两年,在2001年出逃。2015年9月,与杨秀珠同列“红色通缉令”百人名单的杨进军被遣返回国,杨寿弟至今仍在美国。
随着被遣返,杨进军成了杨家兄弟中最为知名的一个,在他之外,四弟杨光荣也曾经很知名,杨光荣曾任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2003年2月,温州市鹿城区检察院查出杨光荣被一名电器商人行贿18万元,杨光荣被抓,在此背景下,杨秀珠即于同年4月携养女夫妇一同出逃。2004年3月,杨光荣获刑10年6个月。杨光荣现已出狱。
记者了解到,杨光荣或是杨龙翔曾居住在温州垟儿路的“市府宿舍”里,这是由两栋住宅楼组成的一个院落。11月21日上午,一位住户告诉前去探访的记者,“杨秀珠的一个弟弟住在这里,但有五六年没见过他了,听说是卖掉房子搬走了。”
“他们一家都不怎么出来,”杨秀珠的前夫李松坤告诉记者,“平时我们这些退休老人都喜欢去华盖山、海坦山、马鞍池这些公园里去逛逛,以前杨家的人也常去,有人碰到他们都会跟我谈起,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了。到了山上,有人七问八问,听人议论,他们不好意思。”
急速升迁,曾遭联名举报
杨秀珠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任温州市妇联副主任的时候,现年90岁的张瑜时为浙江省妇联温州地区办事处主任。11月23日,在温州的家中,张瑜向记者介绍了那一时期有关杨秀珠的情况。
尽管早前张瑜就与杨秀珠认识,但两人并没有多少来往,直到1981年温州地市妇联合并,张瑜为主任,杨秀珠为副主任,两人成为同事。当时张瑜就对杨秀珠的印象很不好:“她很会拍马,当时就已经把市里的主要领导搞定了;她跟男同志讲话,会拍你肩膀,把你搂起来,她不认为这有问题,不在乎。”
张瑜回忆,在地市合并时,全区妇联干部开会,“推荐合并后谁能上来,结果杨秀珠是零票,大家都反对。”张瑜也认为杨秀珠不适合留在妇联工作,向市领导提出自己的看法。即使是这样,杨秀珠仍是留在了地市合并后成立的温州市妇联,成为三名副主任中的一名。
即便是在仕途起步之初便已经有了反对声音,杨秀珠还是节节高升,她很快就离开了市妇联,成为西城区副区长,而之后在温州市规划部门的任职,则成了其从政经历的一个重要节点。今年92岁的胡显钦早年曾任温州市建设局局长、建委副主任,在改革开放之初又曾先后担任副市长、市人大副主任职务,“搞了26年的建筑,”对在城建部门“崛起”的杨秀珠颇为了解。11月19日,胡显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杨秀珠之所以能够进入规划部门,是碰上一个“机遇”:“政府需要培养城市规划人才,杨秀珠被选中,到同济大学念了几个月的培训班,就过去了。”当时还未成立规划局,是建设局下属的规划处,杨秀珠先是副处长,后来任升格后的规划局局长。
在胡显钦看来,是“形势造就了杨秀珠”:“她很泼辣,敢说,敢闯。无论是到规划局,还是后来到市政府,组织部门都认为杨秀珠魄力很大。如果做得对,魄力大可以出成果,在那个时期杨秀珠也是做出了一些成果。”杨秀珠的前夫李松坤也向记者分析,“杨秀珠有自己的特点,她胆子大,有些难搞的事情,比如拆迁、征地,她肯出面,带头做工作,能搞得定,领导也是看上她这一点。她的官越做越大,不是只拍马就能做得到的。”
在胡显钦的记忆里,杨秀珠升任市规划局局长时,有人大常委会委员给她提出了八个问题,其中一个是说杨秀珠在长辈丧礼时收了不少人情钱,后来组织部门就这些问题进行考察,结果是“基本上没有问题”,杨秀珠的局长任命顺利通过。后来修建金温铁路,杨秀珠被任命为市长助理、副指挥长,胡显钦爱人的侄子是总工。胡显钦回忆:“当时我交代他两句话:一,把工作搞好;二,跟杨秀珠保持一定距离。”胡显钦说他当时就已觉察出“杨秀珠这个人不好,”把侄子放在她身边,他不放心,“而且那时杨秀珠身边已经有自己的一伙人了,”后来杨秀珠出逃,“温州市抓了二十几个人,都是杨秀珠周围的人,”胡显钦的侄子“清清爽爽,没有问题”。
1995年,杨秀珠升任温州市主管城建的副市长,胡显钦回忆,“她是怎么上来的呢?本来是要在三个月后的人大会上提名通过的,这很不容易,而常委会只有40几个委员,结果市里提前在常委会上来通过。”
而随着杨秀珠的步步升迁,温州官场的反对声音一直都没停止。张瑜回忆,在杨秀珠担任市长助理、金温铁路副指挥长时,温州市的10名南下老干部曾向纪检部门上书,并无下文。因为反对的声音很大,一度传出要把杨秀珠调出温州到丽水去做副市长的消息,“杨秀珠骂骂咧咧,说有人搞她,没能调成。”张瑜还曾向当时的市委组织部长提出意见:“有人说人大常委会开了多少次会,提杨秀珠的意见,都动不了,你们老同志去讲一讲,也许会起作用,他们认为我对杨秀珠很了解,她在馄饨店开票时就认识了,我就去找了组织部门。”
张瑜回忆,当时她对组织部门说“杨秀珠的事情真的要注意啊,影响太坏了,搞不好会把事情搞很大”,相关人员则表示“不要听那些人乱说”,“他认为我们有偏见。”
规划局恩怨
位于温州市黎明西路138号的一栋高约八九层的普通小楼,原是温州市规划局的办公场地,去年规划局搬迁至新址,这里被弃用,一直大门紧闭。就在这栋办公楼里,杨秀珠曾经工作过很多年。
72岁的原温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丁俊清1987至1997年在市规划局工作,历任技术处长、总师办主任等职务。回忆起来,丁俊清当年到市规划局,还是杨秀珠调入的,当时杨秀珠是规划局副局长,局长是娄式番,后来娄式番到旧城改造指挥部当总规划师,杨秀珠升任局长。“杨秀珠刚到规划局时,把娄式番捧得很高,”11月18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丁俊清介绍说,“刚开始我们不清楚,现在回头看,肯定是杨秀珠把娄式番搞出去的。”在温州官场与坊间至今流传的杨秀珠遗事中,杨与娄式番之间的恩怨是较为著名的一例。娄式番已年近90岁,生活在温州,身体已不大好,11月17日晚,记者联系到他的女儿,她以“年龄大,耳朵听不清”为由替父亲婉拒了采访。
在刚进入市规划局时,丁俊清对杨秀珠的印象是“讲话很厉害,很能说,胆子大,是个搞行政管理的料”,娄式番与他同是同济大学毕业,“属于老同志,技术上过硬,资格也很老,但搞行政不行”。后来杨在规划局充实自己的人,杨秀珠遁逃后,温州市多名官员获刑,其中就以规划局最多,“都是杨提拔的那些人”,如:腾德寿,原管测量的处长,后当副局长,后又调到市政府;高云光,原副局长,后任温州旧城改建指挥部副指挥;叶小青,原规划局用地处处长,后任温州市政园林局副局长;陈宝田,原在规划局工作,后调任土地管理局局长。原规划局办公室主任林素华,在杨秀珠任副市长时,被调到温州市安居工程指挥部当副指挥,在杨秀珠出逃后受审查期间自杀。此外还有一些处级干部受处理。
胡显钦回忆说,当年“三讲”期间,是他带队进的规划局,那时杨秀珠已经到省建设厅任职了,“当时我们还没有揭发出她贪污腐败之类的问题,我们发现,她到了厅里,规划局的一些事情还是要听她的。”
丁俊清也回忆说,“杨秀珠在规划局工作时期,对于她的贪腐,我们还不知情,但她做局长也是做了一些事情的,她对一些问题看得很准,比如‘控规’,也就是控制规划,当时规划局的这个工作是走在全国前面的,也是被部里作为典型来抓的;规划局原是二级局,归建委管,后来脱离建委,提升为一级局,这也是在杨秀珠手里搞成的。”丁俊清认为杨秀珠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擅于走“上层路线”,“很多事情她都是直接跟上面挂钩,她当副局长,娄式番根本管不住她,她也不把建委主任放在眼里,就是直接跟书记、市长沟通汇报”;二,看问题准,胆子也大,“她要想提拔一个人,可以信口开河,还没提拔,就可以说‘我要提拔你当xx长’,根本不经过党委,但后来她都能变成现实,在市里她能讲得动”;三,派性很强,喜欢拉帮结派,“我们这些老同志,被她看成娄式番的人,后来她调了一批人进规划局,形成小团体,对我们很提防”;四,很聪明,有独到之处,对于规划工作的整体趋势有自己的想法。
“从总体上说,杨秀珠有能力,但本质不好。”丁俊清说。
“上层路线”至今受关注
熟悉杨秀珠的人士对于她的擅走“上层路线”,无不印象深刻。其前夫李松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曾回忆:“她在上面认识的人多,那时我们还没有离婚,她在商业局或者市妇联工作,遇到省委书记这些人,就过去说‘xx书记,我有事要找你’什么的,一点都不害怕。”
而杨秀珠与原温州市长陈文宪之间的著名恩怨,也与她的“上层路线”有关。陈文宪在1990~1996年间任温州市长,1996~2001年任浙江国信总经理,2001年被查,2002年因受贿罪获刑11年,主要犯罪事实是收受某港商13万余元财物。
2015年6月30日,陈在杭州病逝。温州一位资深媒体向记者介绍,“陈文宪任市长期间,是温州改革开放之初,他大力进行旧城改造,金温铁路、港口、码头、机场这些大项目都是在他手上建成。”原温州副市长胡显钦也回忆,“陈文宪工作很积极,在温州搞出了一些名堂,比如体育馆、体育场都是他搞起来的,但是他在与企业家的来往上不警惕,比较随便,后来就出了些问题,尽管金额不大。”
陈文宪刚到温州任市长时,杨秀珠是规划局局长,胡显钦回忆,一开始,陈文宪对杨秀珠的评价也很高,陈在大会上介绍杨,说她是“同济大学的,表现很好”。
今年80岁的汪月霞在温州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她是1970年代的老电影《海霞》的原型,是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她曾任温州洞头县委书记,还曾任温州六届人大副主任。早在杨秀珠还在市饮食公司当工人时,汪月霞就已经跟杨认识了。
11月21日,汪月霞在温州的家中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那时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杨秀珠很‘拍’我,后来陈文宪来了,她对陈‘拍’得也很厉害。”在陈文宪离开温州前,汪月霞曾到陈文宪家中,汪月霞回忆:“陈文宪对我说你怎么不讲杨秀珠这个人的品质,我说我最了解这个人了,那时想给你讲,你也听不进去。”陈文宪告诉汪月霞,“杨秀珠当市长助理时,还老实些,他讲话她还听,后来当了副市长,就不听了,两个人就有矛盾了。”
在温州,杨秀珠不止于走一位主要领导的“上层路线”。据汪月霞回忆,更早前,某位市主要领导的母亲生病,住在疗养院,杨秀珠多次主动去疗养院照顾他的母亲,“后来杨秀珠主动提出要给老人家做干女儿”,这样就传开了。温州人都说杨秀珠是这位市主要领导的“干妹妹”,而这位市主要领导至今在温州政声甚好,对于杨秀珠给他母亲当干女儿这件事,他在之前并不知情。
杨秀珠的“上层路线”也不止于温州市。记者在温州采访期间,多位政界人士都提到这样一则流传甚广的有关杨的“逸事”:为了能有进入某位省委书记家中的机会,杨秀珠曾把自己的养女放在这位省委书记的家门口,养女被省委书记家人领入家中,她趁机登门。
胡显钦回忆说,杨秀珠已经到省建设厅任职了,她仍旧在施展此类手段,“她曾任省人民大会堂的筹建办公室主任,经常在吃午饭时间,胳膊夹着图纸,到省长吃饭的饭堂去汇报工作,她是女同志,容易让人接受。”
丁俊清回忆,在他任市规划局总师办主任期间,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学院路某地块的规划,按正常程序,本应委托规划院来做,之后交总师办,组织专家讨论,再交由局长、副市长来批,“杨秀珠把我们撇开,直接叫当时还在建设管理处的高云光到杭州,在宾馆里做的规划”。
“现在政界仍旧关注有关杨秀珠的话题,”11月24日,一位温州市政协委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尤其关注的是杨秀珠事件涉及的官员,他们有的已经提拔了,有的已经退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