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的总爆发在地缘政治上不是孤立的，这场乱局背后充斥着大国的角力和博弈。早在今年3月18日，普京闪电般签署了克里米亚入俄协议，并发表了万言演讲，措辞严厉地批评西方。舆论甚至把这次演讲与当年邱吉尔的富尔顿“铁幕演说”相类比。“世界是否进入‘新冷战’时代了”的疑问萦绕在很多人心头。
国际安全的“新冷战”形态再显
持续近50年的以美苏为核心的全球冷战是近代国际关系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冷战有几个基本特征：一是以美苏两极为核心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特征显著；二是极为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三是军事联盟的集团对抗及相关安全机制；四是贯穿始终的军备竞赛；五是对抗有一定的控制机制，尽管美苏两极时常游走在战争边缘，但始终没有直接发生热战。
自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以来，国际安全形势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终结而进入和谐状态。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以美俄为代表的大国间的强力对抗频发，而且在战略观念、手段运用等诸多方面都闪现着强烈的冷战特点。在科索沃战争、美国推进东欧反导部署、俄格战争、叙利亚内战等事件中，人们往往有冷战还魂之感，“新冷战”的概念也因此被频频提及。
“新冷战”形态首先体现在西方战略思想中出现新的“二元论”。这种二分法认为，国家性质类别的划分标准是“政治和经济的混合体”，按照这种标准，世界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一种是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另一种是以俄罗斯和中国为代表的威权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这两种国家不是互补的，而是相互挑战的。
西方理论界这种非友即敌、制造对立的二元论十分危险。要知道，早在1927年，斯大林就曾发表过“两个中心”说：强调世界革命大势，一个是把那些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国家集结在自己周围的社会主义中心；一个是把那些倾向于资本主义的国家集结在一起的资本主义中心。1946年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中，论述了“铁幕”把地球划分为两个势不两立的世界。这些论调恰恰是冷战爆发的重要思想基础。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多极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大趋势下，这种二元分割法的流行是一种必须警惕的信号。
“新冷战”形态再现还体现在地缘战略优势的争夺热度不减。美国最负盛名的地缘战略学者布热津斯基在冷战结束数年后，出版了著作《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他在书中断言，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战略政治目标是欧亚大陆，在这副棋盘的角逐中，美国应支持苏联国家，避免俄罗斯成为一个新的欧亚帝国。而中国则是“远东之锚”，一只与西方“民主桥头堡”竞相匹敌的“远东之锚”，除非美中能就地缘战略达成共识，否则，美国在亚洲大陆将失去政治立足点。
现实与理论是如此相近，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美国以“小步快跑”和“见机跃进”相结合的方式，持续抢占苏联解体后留下的地缘真空，不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北约东扩经过三个重要节点后有十几个苏联原加盟共和国加入北约，对俄罗斯形成严密围堵之势。西方的战略攻势压得俄罗斯透不过气来，实力不济的俄罗斯只能绝地反击。其中，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2008年的俄格“五日战争”这两场热战，以及最近乌克兰的分裂，是美俄地缘战略角逐曲线上的几个显著峰点。
在亚洲，中国这个“远东之锚”成为美国防范和遏制的重点。特别是近年来奥巴马推出的“重返亚太”战略，更是充满进攻性和扩张性。2012年11月，澳大利亚前国防部副部长休·怀特专门撰文提出了“奥巴马主义”的概念，并与“杜鲁门主义”相提并论，认为“杜鲁门主义”的核心是遏制苏联，而“奥巴马主义”则是要对中国进行遏制的新冷战。
战略上，美国不断介入中国东海和南海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挑唆和支持周边国家与中国对抗，对中国形成牵制之势。军事上，美国把60%的精锐军事力量向亚太地区集中，并不断在中国家门口军演、侦察生事。美军近来全力推进“空海一体战”计划，奥巴马政府一位高级官员直言不讳地表示，“这种作战构想是用新冷战方式应对中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战术上，美国在网络安全、太空科技等一系列问题上频频向中国发难。最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禁止中国科学家参加太空探索学术研讨会，就是典型案例。
此外，还有军事联盟机制单向强化。西线方面，美国在欧洲推动北约东扩，不断加强北约的整体实力，在这个进程中，北约的性质已经发生了质变，它由一个本来的集体防御组织转变为具有扩张性、侵略性的军事集团。东线方面，美国不断强化美日韩澳菲军事同盟,夯实巩固在亚洲的战略据点和前进基地。
有数据统计，目前，美国通过军事联盟及其附带机制，已经将全世界90%以上的先进工业国家紧紧地和它的安全利益绑在一起。美国的军事渗透和控制已经深入全球，美国凭借军事联盟机制的单向强化来对它的所谓“对手”和“敌人”实施更有力的孤立和遏制。
大国冷对抗加剧的根源在哪里
冷战结束后，在国际重大冲突事件中，当事国往往或多或少有用冷战方式处理的偏向，而这种偏向又加大了国际重大冲突事件的频度和烈度，这种怪圈是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图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后冷战时代伊始，大国间关系紧张是由于冷战的战略惯性使然可以理解，但在冷战结束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国际政治尤其是大国间依旧不断“重复昨天的故事”，这迫使我们去探究，大国冷对抗的根源在哪里。
首先，一些大国不愿放弃对霸权的追求。冷战国际关系史就是美苏争霸史，在美国政治精英和思想界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真正反思美苏争霸给世界带来的灾难。相反，他们洋洋自得，以胜利者自居，认为这证明了美国霸权战略的正确性。他们认为美国的霸权是击败“邪恶政权”的保证，对这种霸权只能维护和扩大，不能有丝毫的放松。在这种霸权逻辑下，美国的战略优先项中始终如一的是，不允许有新的世界大国出现，能与美国分庭抗礼。
其次，冷战思维不眠不逝。冷战思维是美苏两极在冷战对抗中形成的一种思维范式，简而言之就是一种国际关系中的“零和思维”，它至今仍在影响着众多国家国家政策、战略规划的制定。
冷战思维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具体体现在：一是追求本国的绝对安全。美国在全球推动反导体系建设就是集中表现；二是极端的忧患，把准备对付最坏情况作为制定政策的主要或唯一出发点。所谓“预防性战争”的概念就是这种思路的衍生品；三是不能设身处地地理解对方的利益、情感和安全担忧。如北约在欧洲的强力东扩；四是以先验的方式制造敌人和对敌战略规划。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指出的：“美国人需要一个敌国，以给外交政策带来焦点和连续性。”五是坚持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撒切尔夫人曾宣称“冷战结束了，但是共产主义还没有结束，那就是在中国。因此我们在亚洲要支持日本、印度，不要让中国取得亚洲的领导权”。
最后，冷战的结构性遗产会反作用于国际关系。冷战的结构性遗产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层就是美国建立的与苏联争霸的军事联盟体系以及与之配套的全球军事基地网络。这个体系以北约和美日韩澳菲“亚太小北约”为主轴，它不仅没有随着华约的解体而停止运转，反而不断壮大，在国际敏感问题上频繁制造不和谐声音和动作。
另一层就是美苏冷战对抗遗留下来的矛盾和焦点问题。这些问题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妥善解决，例如朝鲜半岛问题、中国台湾问题、美俄核军控问题等。它们就像深藏在世界政治肌体内部的病灶，总是会定期不定期地发作，引发大国间对抗冲突的显像症状。
真正的冷战时代“毕竟东流去”
尽管人们时常感受到国际政治中“新冷战”的紧张空气，但必须要看到，“新冷战”之所以被称为“新”，其实不过是冷战特征的个别或局部显现，远不能与真正的冷战相比。更为重要的是，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冷战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冷战之所以难于重现，最重要的是类似于以美苏两极为核心的集团对抗格局不会出现了。世界多极化进程尽管不是一帆风顺，却是不可阻遏的历史趋势，世界正进入“一超”、“群雄”混合并存的格局，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重新动员和组织集团对抗都是几乎不可能的。
从客观环境来看，冷战时期之所以能够形成两大对抗阵营，与战后的特定国际环境密切相关。战后殖民体系瓦解，世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蓬勃兴起，这给美苏两极凝聚自己的集团提供了机会。今天的世界，国家间的互动和交流极为密切频繁，同时，国家间民族、经济、社会等其他矛盾也不断显现，在这种背景下，任何期望为了对抗而对抗的同盟体系都缺乏有力的基础。
从战略意图来看，以美国为首的军事联盟体系尽管十分庞大，但西方国家的利益诉求也更加多元化，联盟体系内的利益焦点并不绝对集中，联盟也远非铁板一块。世界其他大国对军事结盟战略并不热心，中国向来秉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发展和不结盟是鲜明的战略主轴。俄罗斯的政治理想是推动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实现民族复兴，以结盟求霸权的政治意愿也缺乏动力。
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使得国家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联系更加紧密。特别是在国际反恐、能源安全、防治自然灾害和疾病、打击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更是迫切需要国家间的沟通协作，冷战间两大阵营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很难重现。大国之间矛盾分歧和共同利益复杂交织的现实，总是把它们塑造成亦敌亦友的关系，而绝非冷战时期那种不可调和的死敌。
当下的乌克兰乱局虽然冷战意味浓厚，实质上却是上述原因的折射。尽管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制裁的调门很高，但就在7月27日，德国副总理却指责法国和英国没有真正履行对俄制裁，反而继续对俄罗斯出口武器和军事装备，并呼吁西方国家团结一致。
事实上，英法两国的做法反映了欧盟对美、俄的典型心态。其实德国自身也没有与俄罗斯激烈对抗的意愿，作为欧盟的领袖国家，德国深知欧盟与俄罗斯在能源合作、贸易往来等诸多方面都有共同利益。数据显示，欧盟与俄罗斯每年的贸易额高达4000多亿美元，而美国与俄罗斯每年的贸易额则只有400亿美元。更何况，美国拉欧盟一起对抗、制裁俄罗斯，动机也十分复杂。美国战略学者布热津斯基自己都承认，美国推动欧盟和北约东扩，重要动机之一是稀释德国对欧洲的支配。
有分析认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预防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和俄罗斯在经济上走得过近，甚至在政治互信上会有某种程度的加深，进而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
彻底抛弃冷战负资产是各方之福
对于大国来说，冷战并没有真正的赢家，冷战不仅仅是“大国政治的悲剧”，两个阵营内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在不同层面受到了伤害。
苏联及其盟友在冷战的泥潭中纷纷崩溃，国不成国。直到今天，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还都饱尝冷战后遗症的苦楚。所以普京才感叹：“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
据不完全统计，这场漫长的冷战消耗了美国1500亿美元的军费；在美国向第三世界直接发动的战争，以及其他代理人战争中，大约有十余万美国人丧生；东西方极端对峙和军备竞赛直接导致了上世纪70年代美国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危机。
冷战期间，美国为了同苏联争夺第三世界国家，制定了将苏联“推回去”的战略攻势。在阿富汗，美国向阿富汗伊斯兰“圣战”组织提供大量武器与金钱援助，并称他们为“阿富汗自由战士”，鼓动他们与苏联作战。而正是这些美国一手培养扶植起来的“朋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成为美国最棘手的敌人。
1992年，遏制战略的设计者，有“冷战之父”称呼的乔治·凯南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出：“如果说美国哪届政府能对地球另一面的一个大国的内部政治大动乱有能力施加决定性影响的话，那简直是荒唐之至。任何大国对另一大国的内部发展都没有这样大的影响力……任何国家、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都没有‘赢得’冷战。冷战是一种长期的、代价昂贵的政治较量。”他甚至满怀伤感地写道：“提出遏制战略是我一生的错误。”
今天，“新冷战”间歇性发作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冷战遗留的冷战思维、冷战结构和冷战体制等一系列负资产。如果人们不能深刻反思冷战带给人类的灾难，甚至自得于所谓“胜利的经验”；如果人们不能致力于甩掉这些负资产和祛除这些病灶，而是抱残守缺，那么，纵使世界不会再次进入真正的第二次冷战，那些间或被激活的部分冷战功能也将给相关国家带来深深的伤害。
冷战研究的权威著作《剑桥冷战史》在最后得出的结论应当受到人们的重视：“单方面的军事干涉对谁都没有什么好处，而开放边界、文化交流以及公平的经济来往则对大家都有好处……在一个意识形态日益多样化的世界中，就像交流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一样，阻止更大冲突的唯一方式就是在加强交流的同时，承认多样性，需要的时候以多边的方式处理灾难性事件。”
(作者单位：解放军某信息研究中心吕正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