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转型的“误区”

　　1991年刚刚独立的乌克兰，同其他独联体国家一样，热切拥抱三权分立、多党制的西方民主，开始了相对激进的政治转型之路。当时的年轻国家希望借助于复制发达国家的现成体制，也能很快成为西方世界中富足的一员。但结局却令多数乌克兰民众深感失望，经济命脉落入靠鲸吞国有资产暴富的少数寡头手中，选举产生的政治领袖最关心的是小集团甚至个人的私利，而不是国家的前途命运，所以产生了内外政策的脱节，也出现了大量的腐败问题。水土不服的最初表现是上个世纪90年代长达5年的制宪危机，政治多元化成了争权夺利的遮羞布，多种派别不断分化组合，正式注册登记的政党多达130个，想的都是要在国家的各级权力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资源和财富的分配中占一杯羹，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许多经济问题都被泛政治化，甚至选择合作伙伴也不断被无原则的政治斗争所绑架。

　　西方民主的一个重要标签是普选制。乌克兰按照西方大国的意图精心设计了自己选举总统、议会的方式，议会由一院制变成两院制，但党派林立和分歧严重导致每次选举都危机重重，西方开出的“药方”是用新的选举解决旧有的矛盾，结果是一轮接一轮的选举不仅劳民伤财，更使社会经济发展经常陷入周期性停滞，无休止的内耗让国家元气大伤。

　　西方看乌克兰的双重标准

　　西方在乌克兰毫不隐讳对亲自己的和亲俄罗斯的不同政治力量采用双重标准。10年前“橙色革命”在乌克兰的爆发，本来是正常的总统大选，因为出现了两大壁垒分明阵营，美国等西方国家甚至不惜直接介入，迫使已经公布的选举结果被宣布无效，让已经接受普京祝贺的亚努科维奇不得不参加重新举行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亲西方的尤先科不出意料地成功“翻盘”。五年后在大选中卷土重来的亚努科维奇本来得到了西方的认可，但在拒绝签署与欧盟的联系国协定以后，立即成了西方眼中的“独裁者”。这就说明民意多寡并不是西方真正看重的标准，是否顺从自己才是决定取舍的依据，如同西方给乌克兰的财政援助都要附加所谓的“民主”条件一样。

　　西方民主号称尊重宪法制度的严肃性，有些独联体国家因为经常修改宪法受到严厉的批评。在西方看来，所谓的“宪政”至高无上，但在乌克兰却又出现了“例外”。亲西方的“橙色阵营”要搞议会总统制，公开废弃以前的宪法，西方表示欢迎。当实行了议会总统制的乌克兰因为进入议会的党派各不相让，致使政府迟迟无法组成，影响国家政治经济秩序时，亚努科维奇决定把议会总统制改回总统议会制，按程序修改了宪法，西方也不反对，但当看到曾经对西方张开双臂的亚努科维奇又要转向俄罗斯时，就转而支持甚至鼓动反对派利用街头斗争等非常手段来恢复2004年宪法。反对派召开议会罢免总统，确定提前举行大选，同样缺少必要的宪法依据，西方却立即承认，并决定提供巨额援助。

　　体制与危机的因果关系

　　乌克兰之所以陷入体制性的漩涡当中，是因为过分迷信西方式的政体可以帮助自己实现国家的稳定和繁荣，结果却导致合法政权失去权威，贪污腐败任意横行。“三权分立”的结果是肆意践踏既定的政治游戏规则，比如乌克兰独立20多年竟然有近20位总理轮流当政，朝令夕改，投资环境难有好转。当示威者走上街头时，西方立即冠之以“民主派”、“自由派”，赞誉有加，却对一些手执武器走上广场与警察暴力对抗的极端分子完全无视。当反对派有所动摇时，美国的参议员就冒着严寒，亲自到现场为示威者“撑腰打气”。当亚努科维奇作出全面让步，在西方代表的监督下与反对派签署“城下之盟”时，又是非法武装人员撕毁协议，发动攻击“赶走”合法总统。

　　在一场疾风暴雨的动荡面前，乌克兰现有政治体制的脆弱性暴露无遗，乌克兰国内的分裂不断加剧、地区间、民族间的矛盾逐步升级，经济滑坡，民生凋敝，这种贴着西方民主标签的体制不仅没有发挥积极作用，反而成为西方实现地缘政治目的的一种工具，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乌克兰制造了堂而皇之的借口。因此，只有确立一种符合国情与民族文化传统的政权体制，才能真正凝聚民心，促成各派和解，帮助乌克兰尽快走出旷日持久的政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