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要正视问题。不管怎样，大声说出那种憎恨。要抵制文化相对论，要了解即便在正经历着革命和起义的国家中，女性仍然是最便宜的筹码。你——外部世界——将会知道，是我们的“文化”和“宗教”对女性作了这些事情。要理解任何这样看待问题的都不是女性。阿拉伯起义也许是由一个阿拉伯男性——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在绝望中自焚的突尼斯小贩——但终将由阿拉伯女性完成。

　　阿米娜·菲拉利(Amina Filali)——那个被强奸后被迫与强奸犯结婚并最终服毒的16岁摩洛哥女孩——就是我们的布瓦吉吉。萨尔瓦·侯赛尼(Salwa el-Husseini)，第一个反对“处女测试”的女性；萨米拉·易卜拉欣(Samira Ibrahim)，第一个发起诉讼的女性；拉莎·阿卜杜勒·拉赫曼(Rasha Abdel Rahman)，为她作证的女性——她们都是我们的布瓦吉吉。我们不能看着她们去死。马纳尔·谢里夫(Manal al-Sharif)曾经因为打破禁止妇女开车的命令而被关押了9天，她就是沙特的布瓦吉吉。这是一个女性的革命，她抵抗了“厌女症”的大浪。

　　我们的政治革命不会成功，除非思想革命同时发生——社会、性、以及那种在思想和卧室中推翻了穆巴拉克的文化革命。

　　“你认为他们为什么会对我们进行处女测试？”3月8日我们在开罗进行了几个小时的国际妇女节游行后她问题我。“他们想让我们闭嘴；他们想把女性赶回家；但是我们不会离开的。”

　　我们不止是我们的头巾和处女膜。听听我们奋斗的声音。放大地区的声音，去除眼中的憎恨。曾几何时，伊斯兰主义者在埃及和突尼斯的政治地位非常脆弱。要理解女性现在的地位就是这样，而且一直是这样。（作者：莫娜·艾尔塔哈维(Mona Eltahaw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