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新兴大国的真正下行风险是什么呢？

　　一些薄弱点产生于增长本身。发展使社会变得更具流动性、需求更高、教育和知识的水平也更高。它还改变了需求的本质：更为富有的人会自然而然追求一定程度的个人自主权和对公共生活的参与。他们的关切也会发生改变：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引起其他国家对环境的强烈担忧。

　　此外，迅猛的发展几乎总是不平衡的。中国也不例外。由此产生的挑战包括：如何实现从投资导向型增长向消费导向型增长的转型，以及如何应对巨大的房地产泡沫造成的后果。

　　除了这种内部的薄弱点之外，新兴国家还遭受外部冲击。当前最明显的是高收入国家的剧烈冲击——或许起源于欧元区。主权债务违约、银行倒闭，甚至重要成员国退出欧元区，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必定会导致动荡。如果这种概率低、影响大的事件发生，开放的世界经济本身将受到威胁——而且，不仅仅是来自欧洲的威胁。届时，美国右翼越来越严重的孤立主义情绪或许会导致其曾经奉行的传统保护主义死灰复燃。

　　增长模式的转型

　　对新兴经济体而言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以可控的价格获取必要的资源。世界经济的一个最重要的新特点是，尽管高收入国家的增长疲软，大宗商品却如此昂贵。这是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石油市场遭受重大冲击将极具破坏性。鉴于海湾地区的局势发展，这并非是不可想象的。

　　尽管如此，请记住新兴国家仍有很大的机会赶上高收入国家的生产率水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0年中国人均实际收入勉强高于美国的五分之一，印度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这些国家继续享有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所说的“后发优势”。它们已经走上了增长之路，有很大可能继续快速增长。并且，许多新兴经济体还具备经受住冲击的强大能力：庞大的外汇储备、稳健的公共财政以及安稳的外部地位。从各方面来看，中国本身就是一座堡垒。其增长潜能、经济势头以及上述保障加起来，使其很有可能实现快速增长，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但长期而言，中国仍有可能遇到重大的不利冲击。正如哈姆雷特所说：“不是今天，就是明天——随时准备着就是了。”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新兴国家的持续增长是否可能帮助高收入国家摆脱当前的萧条。答案是否定的。高收入国家的大部分增长将继续来自内部需求。不过，对于当前这种经常项目盈余和赤字状况进行进一步的再平衡，显然会有所帮助。

　　总之，以亚洲为首的新兴国家在2012年很有可能继续迅猛增长，就像在2010年和2011年一样。这对人类的福祉极为重要。不过，新兴国家并不是对概率低、影响大的灾难——内部的、外部的，而更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具有“免疫力”。尽管它们具备强大的缓冲，但那些缓冲不会永远够用。除此之外，新兴国家没有能力将高收入国家带入快速增长。高收入国家必须靠自己的努力来拯救自我。这正是新兴国家领导人所坚持的观点，而他们说得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