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特朗普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称，“我们将夺回我们的工作、边界、财富和梦想”，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

　　特朗普的就职演说基本上延续了其竞选时迎合民粹的修辞风格，认定现时的美国“处于水深火热”中，而他将是“救世主”，他一上台，美国什么方面都会“再次伟大”起来，制造业回归将不是“梦”。

　　在美国政坛，特朗普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制造业回归”口号的人，早在2012年，奥巴马在一次社区大学的演讲中谈到贸易政策、制造业回归等与产业工人密切关注的话题时，就已在“制造业回归”上打出了“三板斧”：向海外资产增税及对隐匿海外资产和收入罪的重刑化、推出“多德—法兰克法案”、再工业化政策。2014年，数据表明，当年有300家美国企业选择回迁到美国本土，创了一个小高潮，之后又疲软，出走的远多于回归的。

　　美国制造业的黄金时代是二战结束之前，之后增速放缓，到1979年达到峰值，此后就一直走低，到2016年制造业从业人员减少了600万。从二战结束以来，这一跌势并非没有被经济学家与时任总统们所察觉，但一直没有人能提出有效方案，也没有一个在任总统真的把这一问题当成了“大事”。

　　原因很简单：“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迅速成为以美元为霸权武器的金融帝国，只要维持美元霸权，其他国家就必须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也只能不断地把美元换成美债，美国就可以不断地印刷美元制造财富。其他国家不得不以更低的价格把商品卖出来，以挣取更多的储备货币。在这样的环境下，身在美国的实体企业，必然会发现把企业或工厂设在海外更有利可图，也就是说，美国企业的“出走”是系统性矛盾造成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随着东西缓和、南北合作深化，全球迎来了“和平与发展”的大好环境，外部友好环境的增加，更使美国企业如开闸洪水一样奔向各国投资办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实体经济已经被房地产金融泡沫所掩盖，而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与欧元区经济一体化的加深，世界储存货币与贸易结算货币呈多样化态势，美元不得不通过一次“休克性阵痛”以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于是爆发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全球，给各国带来各种冲击，欧元自此之后可谓一蹶不振，而欧元区的问题最后外溢成英国的脱欧。

　　假如美国是从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负责任承诺者的身份出发，美国在全球经济下行、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的时候不应该威胁在海外的美国企业撤资回迁。奥巴马的方法是通过引导的温和方式，而特朗普则带有命令、制裁、惩罚等强力色彩，惊慌失措的美国企业的非理性回迁和各国恐慌性地增加在美国投资办厂，在有效需求总体不变的情况下，并不能令美国制造业繁荣昌盛，反而是过度的制造业产能供给，导致更多问题的出现，最后出现更多的工厂倒闭和就业岗位的失去。而美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将不得不再次利用美元霸权地位，制造新金融风波，把风险转嫁出去。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其实是一种以美国为主的“精致利己主义”。

　　(作者是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