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民意调查中支持率位居第二的法国总统候选人、左翼党主席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近日接受欧洲时报独家专访时表示，达赖应留在寺庙而非政坛。
梅朗雄接受《欧洲时报》记者专访。(欧洲时报苏子钊/摄)
现年65岁的梅朗雄1951年出生在北非国家摩洛哥，1977年开始成为社会党(左派)的活动分子，2008年脱离社会党参与建立了左翼党，现在同时担任该党主席和欧洲议会议员。2012年总统大选时，他就代表“左翼阵线”参加竞选，在第一轮投票中排名第四(11%)，没能进入第二轮投票。梅朗雄接受欧洲时报采访时，畅谈了达赖、华人及与中国相关的一些话题。
欧洲时报：近日，达赖喇嘛窜访欧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您有何看法？
梅朗雄：我并没有参加达赖喇嘛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的演讲。
首先，我认为宗教与议会政治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是教皇来了，我会尊重他的出现，但只能是在教堂里。同样，达赖喇嘛也应该出现在寺庙里，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欧洲议会里。我不会把政治和宗教混为一谈，达赖喇嘛作为政治领袖的诉求是没有道理的。
达赖喇嘛的政治态度只会引发大规模荒唐的论战。他想要收回所谓的历史上的西藏领土，驱逐他们不乐见的人，分割中国四分之一的土地。这个思路首先就是荒唐和不可能的，其代价之大不可想象。谁想看到这些呢，我想法国是无论如何都不想的。
因为，法国从1964年开始就承认了中国的领土和边界。当年，没有人对此表示过反对。同样，中国也承认了法国和其领土。我从没听中国人提过科西嘉是有问题的。中国人没有把这些问题混为一谈，我们也不应该进行这样的讨论。我觉得鼓励这些请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抱怨法国不敢于自我突破，盲目支持某些像达赖喇嘛这样危险的政治人物，支持的理由却是值得探讨的。
如果我领导我的国家，绝对不会允许这种态度的出现，对待中国的态度将会更加直接、开放，并愿意开展谈判。我的看法是理性的，是从政治角度出发的：法国应该对自己的朋友进行选择，我认为中国就是法国最好的朋友，而不是达赖喇嘛。要知道中国对2008年在巴黎发生的阻挠奥运圣火事件的行为是不能接受的，我对此表示抱歉。
我希望中国人民和平地生活，因为全世界任何人找中国麻烦或与中国开战都是没有好处的，至少我是不会这么做的。这么做的人，他们的目的就是统治中国，这是荒唐并应被谴责的。我很清楚地看到，美国利用所有的机会为其它国家之间制造麻烦。我是不会上当的，我也愿意告诉达赖喇嘛，他的讲道可以是宗教领域的，但不要涉及政治。
欧洲时报：法国经济发展表现一直迟缓，您认为其根本问题在哪里？应该从哪方面着手重振经济？
梅朗雄：法国的问题层出不穷，这是经济畸形的表现。其实现在全世界都处于一种18世纪的自由经济模式下。对我来讲，法国经济的失败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对经济计划的缺失。其实德国对经济短板的管理也一样出现了问题：主要出口的领域是汽车和工具，汽车对经济的贡献率是19%，这太高了。德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也体现在这里：过于依赖出口。
中国则能够看到这个问题并加以管控，避免问题的出现。比如我看到了中国最新的五年计划引导中国进一步重视国内市场。这是有智慧的，因为中国有广大的国内市场，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并产生了一大批中产阶级。而且我还看到中国已经进入了对生态问题进行思考的阶段。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对生态问题的重视是明显的。十五年前，我还能感觉到中国与我在生态理念的差距。我还记得广州曾举行过有关酸雨的讨论，年轻的领导对这个领域非常了解并有很深的见解，对如何改善酸雨危害进行了思考。
中国人有能力改善经济的原因，就是中国人懂得制定计划。欧洲不仅没有计划，还在意识形态上对制定计划极端反对。后果就是，我们带着教条式的意识形态，像瞎子那样寸步难行。德国实行的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也就是说秩序被部分施行，但这仍将经济引向荒唐的境地。但中国却可以避免这类问题。
关于金融问题，全世界都被美元统治，而美元实际上是被人为支撑的一种货币。从2006年起，美国就不再公布美元发行的统计。中国提出的人民币参照一篮子货币，而不仅仅是美元的政策，对世界金融是健康和正面的。但中国的提议并没有被广泛使用，我对此表示遗憾。
最近，中国是否拥有世贸组织成员身份的问题被提起，我在欧洲议会投了反对票。我投反对票的原因，是因为我反对世贸组织任何形式的扩张，而不是对中国的不认可。中国应该成为国际谈判中的一个支点，因为这是一个组织良好、中央集权并拥有发展计划的国家，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对其它国家的历史有所了解。我认为，对于我们法国人来讲，中国应该成为优先合作伙伴，因为这个国家的国家化水平、工业、技术和文化领域的发展都非常先进。与中国，我们可以良好合作，但跟北美国家，事情会变得很糟。法国和中国之间有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渊源，让我们可以深刻交流。
在担任法国职业教育部长期间，我们与中国达成了一项教育合作协议。其实，中国的职业教育比法国要复杂得多。我与时任教育部长陈至立进行了很好的沟通，这说明与中国的对话并不是无疾而终的。我接见了一些来法国访问的中国代表团，包括2000年的负责旅游教育的副部长代表团，我们当时就旅游职业教育进行了长时间、有建设性的交流。我举了这个例子的原因是要告诉大家，我不是纸上谈兵，我曾经与中国进行了实质性的交流，我了解这个国家。而法国政府并没有很好地把握中国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