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全球经济格局中的“第一大事件”，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经济秩序和运行方式。中国崛起对世界与中国意味着什么？显然，这需要一个整体性的观察框架来回答。
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产生自工业革命之后，它的发展需要熊彼特定义的“创新”来驱动，即新技术会创造新的供需结构，最终扩大市场规模。而每当市场规模的扩张遇到瓶颈时，经济危机就会发生。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危机的最终克服，都是通过新市场的开辟。而新市场的开辟方式大体上可归为三种：(1)通过新技术的爆发式应用创造新市场；(2)在地理上开辟新市场，即通过殖民或军事手段打开新市场；(3)通过金融手段把原先分立的市场连为一体。2008年金融危机持续发酵的关键在于：过去克服危机所采取的方式如今都难以为继。现今世界缺乏可以“推倒一切领域”的技术突破，军事手段开辟新市场的“边际收益”下降到零甚至为负，金融手段整合分立市场是西方仍在不断使用的方式，但“饮鸩止渴”的一面日益凸显。于是，当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面临的是根本性的危机。
在这场危机中，中国占全球工业的比重却在加速上升，这与中国良好的“工业生态”有关。毫无疑问，全球经济的重心将向东亚转移，但世界体系将如何演化，尤其取决于新旧力量的合作与博弈。
结构调整：21世纪全球经济新趋势
自上个世纪末，特别是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据统计，2000-2010期间，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率超过6%，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甚至超过8%，远高于同期发达国家2.6%的增长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可以说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于支撑世界经济、防范危机向更大范围蔓延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由美国主导设计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虽说曾经为全球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复苏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任何一国货币，包括美元已经不能独自担负起国际支付能力，“特里芬困境”导致美元国际霸权地位出现松动、瓦解。
自从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实力极大提升，国际贸易增长迅猛。截止2014年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和贸易国。同时人民币已经是第二大国际贸易融资货币和第四大国际支付货币。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广泛使用，一方面是对长期以来美元“一统天下”国际货币体系的有益补充，同时也丰富了国际贸易支付手段，进而有利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稳定。
在本世纪金融危机来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取“重消费、轻生产”的发展模式。在这期间，跨国公司充分利用全球资源的比较优势，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最低的人力成本、最优惠的税收政策，进而最大化公司利益。与此同时，本国产业出现严重的“空心化”，其主要表现是第一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制造业)的萎缩，和第三产业的繁荣。从而造成了全球产业“由西向东”转移的趋势。事实上，本世纪金融危机爆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过度依赖服务业，使社会经济的发展缺乏可持续性基础。另外，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也导致金融业虚假繁荣。
鉴于以上问题，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提出“再工业化”发展战略，希望通过“制造业回归”、“就业回归”等措施重整第二产业并提升本国就业市场。例如，美国政府就积极通过诸多财政税收手段，如法人税制改革来鼓励更多跨国公司由“外包”向“内包”转变。相对于美国，欧洲国家本世纪以来，特别是欧债危机爆发之后更强调社会福利改革，主要通过消减福利支出，提高退休年龄等措施来应对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以上欧美国家的改革措施方向是正确的，但考虑到各种利益集团的不同诉求，再加上固化的政治社会制度，在推行过程中一定会遇到极大阻力。
国际货币体系已不能仅由西方支撑
美元为世界货币的全球经济大循环形成如下模式：(1)世界各国向美国出口商品换取美元，并以美元与其他国家交易；(2)美国同时向各国出口商品，以收回过量美元，防止美元超跌而丧失国际货币的信用。
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实体经济逐渐衰落，美国寻找到“石油美元”作为美元国际货币的基础，并通过武器等高新技术产品和20世纪90年代的IT产业出口，来回收美元，维持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全球经济循环。但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意味着：美国实际上已经耗尽了那种能够飞速发展以支撑不断膨胀的货币数量的“毁灭性创新”潜力。
随后发生的三件大事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这三件大事分别是2001年9月的“9?11”事件、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和2002年2月28日欧元区诞生。“9?11”事件之后，美国发动了反恐战争，这实际上是通过军事介入控制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原材料——石油的贸易路线，强行确保美元回流渠道安全。另一方面，欧元区诞生后，欧元成为一种具有匹敌美元潜力的替代性世界货币，这对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造成了巨大威胁。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实际上起到了控制欧元区油路的作用，从而为美国提供了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揍贬”欧元的武器。
为了给互联网泡沫之后“无处安放”的巨量美元找到一个支撑，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通过将美联储隔夜银行拆借利率降低到1.0%，压低商业银行融资成本，把资金引向了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而2001年中国加入WTO，也使得中国在工业产品出口大量增加的同时积累了大量美元储备，由于美国能够掌控美元回流的流向，因此，中国的美元资产实际上几乎别无选择，只能投向美国国债和其他美元债券。这里的其他美元债券主要就是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抵押贷款债券。
这样，由于资金的流入，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繁荣。房地产市场繁荣的一大后果就是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和泡沫化，在2007年造成了次贷危机的爆发。
全球金融危机，是作为世界货币发行国的美国因其产业基础不足以支撑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所导致的全球体系危机。由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产业基础实际上已不可能恢复到足以支撑起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程度，因此世界体系不可能复原，只能寄希望于重塑。
金融危机与“再工业化”之难
世界体系危机的形成根源在于：全球资本(金融)运行的中心仍在西方，但工业中心在过去二十多年里逐渐转移到中国。
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产业空心化，由此，西方的福利体系、金融体系缺乏实体产业支持。在缺乏工业支撑的情况下要维持福利体系和高消费，只能依靠大量“印钞”。西方国家的货币发行机制设计中，货币的基础是国债，而国债的基础是税收。产业空心化加上人口老龄化，导致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税基流失，支出增加”问题，只能通过借债来应付。而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超出了经济体系承受能力，金融危机就会到来。
世界工业转移的大趋势是：在东半球，工业中心从日本移向中国东部，然后目前正在向西扩展，伸入欧亚大陆腹地；在西半球，工业中心从德国向东扩展，逐步与俄罗斯连接。也就是说，工业网正在从欧亚大陆两端向中心扩展。其中，中国是全球工业转移的最大承接地。
能够具体说明工业体系转移导致金融危机后果的例子是欧债危机。
追溯欧债危机的源头，其实可以从“苏东剧变”看起。1991年“苏东剧变”后，苏东集团国家普遍施行了“私有化”过程，原国有经济被廉价卖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苏东“私有化”，“大头”最终不是由这些国家的人民得到，而是由西德的资本家们得到！苏东国家的工业基础原本就不错，这些企业被西德资本家们得到之后，又获得了大量投资，升级改造。两德统一之后至今，德国已向东德区域投入了超过1.3万亿欧元巨资。从企业的逻辑来看，把生产转移到东欧是非常合理的：东欧工业基础良好同时工资低廉。即便在今天，东德的同岗位平均工资水平也只相当于西德的70%左右。
“苏东解体”后的1992年，西欧国家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开启了统一货币的进程。2002年2月28日，欧元完全取代加入欧元区国家的原有货币，欧元区出现。欧元区出现之后，欧元区国家高工资、高福利、富裕的人们，可以使用欧元向东欧国家购买工业产品，享受到了“印钞购物”的货币红利。结果，随着时间的积累，“去工业化”国家在向工业增长国进口产品，形成大量逆差，按经济规律应该贬值本币，但由于共同使用欧元不能贬值本币，就只能以发债借钱弥补，形成大量债务累积。它们发行的公债又被工业增长国(主要是德国)吃进，导致财富越来越流出西欧，流向德国和东欧；而西欧则越来越深陷债务泥淖。可见，欧债危机本质上是由西欧国家在“去工业化”的同时却可以享受欧元红利导致的。
然而西欧国家要想“再工业化”，从根本上面临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人口老龄化。年轻人在社会中占不到足够比例，意味着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和消费人口去支撑工业增长。对西欧来说，还有比这更糟糕的情况：由于“去工业化”，本就不多的年轻人还找不到工作。在法国，29岁以下的年轻人大约四分之一找不到工作，而在西班牙，这一比例甚至将近五成！
由于《申根协定》的存在，协定国之间的人口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这就使得人们可以尝试去工业增长区域找工作，然而从工业增长区域角度来说，这就意味着有更多人才可供选择，可以择优录用，于是，被录用的只是一小部分，更大的部分只能回到本国，成为本国的就业压力来源。这样对于“去工业化”国家来说，劳动力素质又出现了下降，更进一步阻碍了“再工业化”的可能性。于是就不得不选择紧缩支出，勒紧裤腰带还债。但紧缩支出的后果是投资进一步下降，导致进一步“去工业化”。
概括而言，当前西欧已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去工业化”→债务积累→债务危机→财政紧缩→失业→“去工业化”。
全球产业重心大转移
我们可以通过美国、英国发生的情况来看看金融危机的严重性。
美元当前的主要发行机制是，美联储从财政部购买国债，财政部由此得到美元，再以财政支付形式把这些美元注入社会进行流通。而美国财政部支付国债收益率的担保则是未来的税收。也就是说，美元的基础是美国国债，美国国债的基础是未来的税收。要增加美元供应量通常要增发国债，而增发国债就意味着未来要加税。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于2008年11月、2010年11月启动了两轮“量化宽松(QE)”来收购金融体系中的“有毒资产”，花掉了约2.6万亿美元，用光了当时的国债发行额度。所以2011年债务上限危机发生之后，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继续增加美元供应量，就得在未来增加税收，然而加税空间却可以说已近极限。美国国会两党争吵的就是具体该向哪些人加税。
不过，当前美国有3.15亿人口，只有1.15亿个全职工作岗位，依靠社会福利资助的人口则有1.27亿。而1.15亿全职工作人口也不是都可以被加税，因为其中有6100万人年工资低于2万美元。与之相比，据美国证交会前主席克里斯?考克斯计算，算上医保、社保和养老金的未来支出，美国的负债已超过86.8万亿美元。要还上这笔债务，靠给五六千万人加税，每人得多缴多少税？
比美国情况更严重的是作为世界金融运行中心的英国——这是一个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82%的国家，而服务业中最主要的就是金融业。二战结束时，英国制造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达70%，那时的英国可以说有一个技术领先的制造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而目前，制造业占就业人口的比例降至16%左右，服务业占就业人口的比例却达到80%。在服务业中，金融业收入极高但吸纳就业人口很少，大多数种类的服务业吸纳就业人口多但工资低、岗位不稳定。而英国制造业的情况是，出口额居首位的产品竟然是飞机发动机。这说明，当代英国经济是一个依靠金融这样的少数人产业和飞机发动机这样的最高端制造业来挣钱的经济，这样的产业注定吸纳不了总人口中那些缺少高级技能的人。因此，社会福利体系就会是一个永难填满的无底洞。如果收入增长能够保证这个无底洞还能继续填下去，这个游戏也还能维持。但问题是，在金融危机的局面下，金融业还能继续为英国赚钱吗？在全球经济萎靡导致民航业萎缩的状态下，飞机发动机制造业能为英国带来更多收入吗？
当中国走向全球产业格局中心
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西方国家的经济受到了巨大打击。但中国工业却取得了高速发展。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份额为14%，到2012年则为21%。在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62%，而到了2011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就已经是美国的120%。
2013年，韩国最重要的智库之一韩国贸易协会国际贸易研究院发布了以海关编码作为调查依据的工业品出口量统计，结果表明：2013年全世界工业品占据第一名的产品种类中国有1538种，第二名德国有733种，第三名美国有550种。
在2007年至2013年期间，出口市场占有率占世界第一位的产品数量，中国上升速度堪称“疯狂”。不但全世界的制造业转向中国，中国也存在从沿海在向内地转移的过程。一些沿海地区出现的用工荒和企业的关门是因为产业中心在向内地转移。如2012年的出口，重庆出口同比增长是94.5%，安徽是56.6%，这都表明产业的重心往中西部转移。世界产业重心已经表现出在往欧亚大陆的中心区域转移的趋势。这是世界格局的一个转变大势。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出口产量结构中，机电产品的出口2012年同比增加了8.7%，占中国出口总值的比重为57.6%，较2011年提升了0.4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是一个主要依靠中高技术含量工业品出口的国家。
在美国进口的机械设备中，来自中国的份额已从2000年的6.5%稳步提升到2011年的25.7%，中国已逐步取代韩日成为美国的主要机械产品供应商，当然这与日韩将生产线转移到中国也有关系；日本进口的机械和运输设备中，中国所占份额已从1996年的7.2%提高到2011年的42.7%；金砖四国中，巴西机械和运输设备来自中国的份额已从2000年的2%上升到2010年的16.7%，占俄罗斯的份额相应地从2000年的1.3%提高到2010年的11.8%。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高技术出口在金融危机期间出现了加速下降趋势。全球工业体系中，中美两国的位置变化可以从双边贸易中管窥。作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上海海关2012年前10个月与美国之间的高新技术产品贸易顺差达274.6亿美元，占同期上海关区对美贸易顺差总值的41.8%。2012年前10个月，上海关区从美国进口的集成电路出现了34.4%的降幅，反倒是属于低端工业品的未锻造铜及钢材的进口大幅增长15倍。在进口金额排名前十位的美国商品中，初级原材料竟然占据了四位，包括初级形状的塑料、废金属、未锻造的铜和钢材以及棉花。
目前，西方在经济上仍具有的优势是全球价值链优势，即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上游，可以分配到最多的利润。而支撑这种优势的，主要是历史积累以及品牌因素。而品牌因素的背后是文化因素。举个例子，当今时代，两部不同品牌的手机往往没有实质性的品质差别，并且可能出自同一生产线，但在消费者的认同度上却有巨大差别，这背后的因素就是文化竞争。
中国崛起所需要突破的主要方面，已不是工业整体水平，而是金融与文化竞争力。
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局势，表明了西方国家的经济缺乏持续增长的基础。对中国而言，金融危机更多体现的是中国在世界产业格局和金融格局中的地位不相匹配，西方国家仍然可以通过不公平的国际金融格局和产业标准体系来挤占中国的利润。因此，中国未来需要在人民币国际化和品牌建设方面加强布局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