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中国董氏集团冷轧钢厂在尼日利亚投产。

2014年9月29日，华为荣耀6手机进军印度市场。

2014年9月，阿里巴巴在纽交所正式挂牌交易。

2013年底，长城汽车保加利亚KD工厂正式投产。

2014年10月，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的一名小朋友在选购中国手工艺品。

2014年9月，上海自贸区洋山港集装箱码头。

　　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无论是增速，还是经济发展基本模式、产业业态以及经济增长动力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经济已经换上了“另一个轨道”。世界如何看待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新常态又将给世界带来哪些机遇？

　　丁一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孙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刘利刚(澳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

　　柯成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

　　皮特·鲍泰利(世界银行前驻中国首席代表)

　　增速放缓不改经济基本面，“中国经济崩溃论”站不住脚

　　丁一凡：中国经济增长放慢是相对前几年两位数的增长调整而言，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即使放慢，也仍是全球最快的。从绝对数量来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仍是第一。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债务仍是可控的。通过税制改革，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以解决目前的困境也是可行的。

　　孙杰：在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同时，世界经济增长也出现了同步下降。因为在全球范围内，国际金融危机前造成的产业结构错配需要时间来调整，而危机以后的去杠杆化过程使得这种调整步履维艰。另外，在衰退环境下，大量资金又流入了还贷相对安全但效率低的大企业，进一步迟滞了产业结构调整。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危机以后世界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已成定局。在这种形势下，已经深深融入世界经济的中国自然会受到影响，加之与自身的结构调整压力重叠，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在所难免。

　　全球经济增速下降抑制了中国出口增长，投资不得不再次承担起支撑经济增长的重担，甚至一度与消费并驾齐驱，造成政策空间被极度压缩，到了必须调整的程度。同时，由于中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接近8000美元，国内消费结构的升级也将给经济结构转型带来新的压力，对传统制造业的需求逐渐下降，而对服务业的需求开始上升。这样，就构成了当前中国经济的两大挑战：经济结构转型与消化刺激政策带来的副作用。在中国逐渐步入老龄社会、人口红利下降的背景下，这两个挑战最终就体现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刘利刚：中国经济2014年增长放缓至7.4%，引发各方关注。虽然这是1990年以来的最慢增速，但经济表现仍略胜市场预期，且中国经济规模首次超过60万亿元。去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贡献至少在25%左右，依旧非常可观。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崩溃论”完全站不住脚。

　　柯成兴：理论上讲，经济增长放缓对于那些准备将商品出口至中国的外国企业以及在中国工作的工人来说可能是痛苦的。但事实上，我们从数学上计算一下：如果你在2005年将商品出口至中国市场，当时中国GDP总量为2.3万亿美元，经济增长率在12%左右，因此可以计算出中国市场总额将增加2740亿美元。假设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降至7%左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5年中国GDP总量将达到11.3万亿美元，因此7%的增长率也将带来7900亿美元的总额增长，是2005年的2.8倍。在创造就业方面，根据世界银行2013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中国就业人口约7.93亿，平均劳动生产力为11900美元，且较前年增长率为12%。如果劳动生产力保持该增长率，2015年7900亿美元的经济总量增加或将创造数千万新增就业。

　　鲍泰利：新常态是一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偏重于依靠拉动内需、发展服务业和国内创新促进总体经济增长。中国经济调整至新常态与国内经济放缓和国际经济形势困难的时期重合。悲观者主要看到经济增速放缓、城市房地产产能过剩、许多制造行业利润空间的萎缩，以及公司和地方政府的高负债。而乐观主义者则看到积极面：一是中国经济在再平衡的过程中保持了相对高速的增长；二是劳动力市场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保持了适度的增长；三是已有迹象表明经济结构调整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四是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调整经济结构。就我个人而言，我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未来持积极态度。

　　　结构改革更像基因重组，而不仅仅是增加“块头”或“肌肉”

　　刘利刚：去年中国全年经济表现主要归功于服务业的迅猛发展。2013年以来，GDP和工业增加值增长趋势的不一致性逐渐扩大，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开始明显超过制造业。由服务业带动的经济结构调整，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从去年第三季度开始持续超过市场预期。

　　丁一凡：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已初见成果，第三产业比重的提升只是反应之一，再来看看其他数据：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超过GDP增长率，而更可喜的是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城镇水平；新增就业数量没有受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影响，2014年新增就业1322万，绝对数量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

　　柯成兴：2014年中国GDP几乎一半来自服务业。同时，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一半。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国民收入统计结果符合经济增长的变化轨迹，这一轨迹即过去由粗放农业、低附加值制造业和大规模基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更加现代化的增长模式。在现代增长模式下，中国广大普通民众将享有更高附加值的服务和更广阔的消费空间。

　　历史表明，发生在相对比较短的几十年时间里的高效率改革，并不能有效地帮助民众摆脱贫穷，实现致富，然而中国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得非常好，让世界刮目相看。中国结构性改革更像是一种基因重组，而不仅仅是增加“块头”或“肌肉”。在中国广大地区，更需要的可能是健康服务、环境保护、基础教育、基础性政府公共服务等。增加这些内容在GDP中的比重，能更好地改善民众生活，也有利于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地增长。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增加当然是件好事，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大部分地区仍然需要基础设施投资，工业机械化程度不高，因此，中国需要更多的投资，而不是更少。

　　增长合理稳健，中国政府有能力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丁一凡：中国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还需克服一些障碍，发挥更大创造性。有利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一是中国劳动力整体素质在提升，毕业大学生将成为创新的主体，他们的知识结构更全面；二是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还有许多发展空间，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仍待开发；三是中国正在迈向更高级阶段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这一进程还会大大提升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更好增长；四是中国庞大的消费群体正在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内部市场在经济增长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未来挑战首先是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劳动力供给与提升劳动生产率之间的赛跑必须向后者倾斜，否则会使增长下降。其次企业必须减少债务，减少债务杠杆，特别是外债水平。再次，要注意到外部冲击可能影响中国的出口与债务结构，未来世界各大经济体之间货币政策的差异会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可能面临两难选择。

　　孙杰：在面临经济结构转型的同时，中国还必须承受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外部环境压力。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直至消失、产能过剩和投资收益率下降、随着国内生产要素价格的提高，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逐渐受到侵蚀。同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难度等也都可能造成经济增长的趋势性下降。危机后骤然上升的企业财务杠杆、沉重的地方政府债压力和在美国退出量宽后的资本外流预期还可能给中国经济的稳定带来新的风险。

　　但也必须看到，这种转型和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是中国经济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虽然世界上有不少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虽然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还面临着消化危机后刺激政策的任务，显得压力重重，但因此做出中国经济将面临系统性风险的悲观判断还为时尚早。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每一步历程，无不充满了风险和挑战，但中国政府总是有足够的智慧妥善应对。

　　刘利刚：由于国内需求持续疲软，中国进入了快速去通胀化的过程。此外，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人民币汇率走强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也将加速去通胀化。快速的去通胀化可能导致“资产负债表式衰退”的经济放缓。而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负增长则可能导致企业面临的实际利率水平上升，从而给企业带来较大的债务负担，因此，去通胀化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风险。

　　柯成兴：中国经济虽然增速放缓，但是这种增长更加可控并且能带来积极正面的结果。经济增长，无论是在低速、中速或者高速，风险都是随时存在的。更加适度的增长步伐意味着风险能够更可靠地预估，像突然的经济衰退、剧烈的市场震动等这类潜在风险就能得到更好防范，一些坚实的预防措施也能提前开展。

　　鲍泰利：中国领导人已经充分认识到避免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性，因此，注重经济转型的同时保持合理稳健的增长势头。截至目前，各种迹象显示，中国正成功地为更可持续的发展创造着条件。

　　改革决定中国经济前景，将重塑经济增长引擎

　　丁一凡：改革的具体措施出台和落实不是一蹴而就的，要让人们真正感到改革的效果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因此，进入2015年，人们会更多地感觉到改革措施的效用。改革是中国发展阶段必须经历的，越积极参与改革的地区和企业，越会更快地受益于改革。

　　孙杰：成功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前提和关键就在于实施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的前景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推进的程度。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政府推进深化改革的决心是坚定的，举措是稳健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将是有限的。当然，即使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真的有所下降，其在世界所有经济体中依然会处于领先位置，依然会发挥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也依然会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机遇。

　　刘利刚：经济转型过程要在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目标之间取得平衡。中国经济增长7%至7.5%所创造的价值大约是80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每年新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然相当可观。在经济新常态下，改革将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将为“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重塑新增长引擎。未来数年，中国将全力推进结构改革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得经济能够实现中长期获益，其中金融改革将起到主导作用。

　　柯成兴：中国的改革，包括在增长步伐上的调整，对腐败的整治，对市场基础性力量和开放的重视，这些都将使中国经济在21世纪朝着更持续、更好的方向发展。

　　　中国将需要更多高附加值的商品和服务，“订单”诱人

　　丁一凡：中国代表着机遇，因为中国已经是绝大部分消费品的世界最大单体市场。无论是奢侈品还是大众消费品，无论汽车、电子产品还是一般消费品，中国市场的购买力都无与伦比。许多跨国公司在其他市场上的经营都没什么利润可言，但中国市场却成为它们最大的利润来源。

　　只要中国经济能维持前一年的发展势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仍然强劲，中国市场对全球的跨国企业来说都仍然是吸引力最大的市场。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也会为中国周边国家提供巨大的投资机会和发展机会，让这些国家也搭上中国发展的顺风车。

　　柯成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不仅对中国自身非常重要，对世界其他国家同样十分重要。中国经济增长步伐的调整，将给世界其他地区提供更多的机会。但需要关注的是中国价值需求的转变。随着中国实施改革，未来它在国际市场上将更加需要高附加值的商品和服务，诸如健康和福利管理方面的专门知识、高水平的大学教育服务、地方政府行政管理经验、建造低成本经济适用房经验等等。换言之，中国对国际市场的需求将从过去的重型物品，如原材料、能源、大型机械等转向软性、数字的高附加值产品。这一转变将给世界经济带来充足机遇和深远影响。世界其他国家在争取中国需求“订单”上必须提前做好准备。

　　鲍泰利：虽然中国增速近年来显著放缓，但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超过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世界需要适应增速放缓的中国。商品出口国将要承担最大的调整负担，例如巴西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日益依赖中国的进口需求。

　　(本报记者李琰、李应齐、李博雅，实习生宋一苇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