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你方唱罢我登场”来形容泰国乱局，可谓允当。党派斗争持续升级、街头政治轮番上演，在整个国家陷入混乱之际，军事政变如期而至，再次演绎出泰国“政变—选举—再政变”的经典剧情。从上世纪80年代结束军人政治恢复“民主政治”以来，这个国家先后发生了3次军事政变。撕裂、冲突、仇恨、停滞，泰国民主的乱象，正在挑战习以为常的民主化理论命题。
“究竟是民主病了，还是得了民主病？”有人这样发问。无论是“红衫军”还是“黄衫军”，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他们都宣称是“为了民主”，都标榜自己是推进民主的使者。然而，人们所抗争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就连《华尔街日报》也发表评论说，反对派决定通过使国家变得无法治理来夺权上台，这种行为正是“不忠诚反对派”的标准定义。
试想，如果只认党派属性、无视公共利益、践踏基本共识，凡是对方支持的就要反对，凡是对方反对的就要支持，为了选举胜利可以无所不用其极，那么党争极化势必让社会陷入撕裂和冲突的深渊，亦必会形成一个失去治理能力的“否决性体制”。这也恰好印证了政治学的一个经典判断：当一个社会缺少底线共识，选举民主只会加剧社会撕裂和阶层冲突。
放到世界历史进程中来看，泰国面临的问题并非孤本个案。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进入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让西方一些学者发出“历史终结论”。然而，几十年过去了，一些国家深陷内讧泥潭而失去决策能力，“自由民主”成为“无效民主”，又重回“威权主义”；一些国家则出现治理失败，民主之花开出宗教之果，饱尝“民主的坏脾气”。剥开西方输出民主的华丽外衣，是时候认真思考托克维尔的告诫：本土的民主常常是最好的民主形式。
前不久，《经济学人》的封面文章“民主怎么了”，表达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焦虑。诚然，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传承、社会结构和文化土壤，怎么会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模式呢？“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是尽人皆知的朴素道理，人类的文明史上，也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一针见血地指出，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
无论是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都为这个判断提供了有力证据：国家之间的政治分野，是政府安邦定国的有效程度而不是政府的形式。关于制度选择与文化土壤的关系，卢梭曾经做过生动比喻，“正如建筑家在建立一座大厦之前，先要检查和勘测土壤，看它是否能担负建筑物的重量一样”。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和民主形式，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生搬硬套别人的制度模式，就会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还会因水土不服造成严重后果。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2013年皮尤全球态度调查显示，85%的中国人对本国发展方向“十分满意”，而在美国这一数字仅为31%。我们是一个学习型和反思型的民族，也应该从一些国家的民主乱象中认识到：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