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无知

　　西方在涉藏涉疆问题上很多错误看法，与其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缺乏了解有关。本来，对一个遥远国度缺乏了解是难免的事，但是如果还要以此为自己构建“道德高地”，对别国内部事务横加指责与干涉，就会人为给双边关系制造长期的麻烦。

　　欧洲历史上长期处于封建小邦割据状态，通常由这些小邦组织成联邦，但各个邦国仍然拥有独立主权，而无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这种状况给近现代欧洲国家结构以深刻的影响。十九世纪以来欧洲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需要，“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当一致”理念上升，加紧走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多民族的奥匈帝国崩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大移民使“民族国家”概念进一步固化，与此同时一批殖民地国家独立成为新的“民族国家”；冷战后又有多民族的苏联、南斯拉夫解体。

　　通过“民族自决权”实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似乎成为西方认识世界各国国家构建问题的“通用标尺”。这一“标尺”固然推动一些国家在特定条件下得以实现与历史问题的切割，但是也造成了印巴分治、波黑战争期间发生的暴力和悲剧。当今世界多数国家都存在多个民族成分，如果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彻底搞下去，包括西方在内的许多国家将无休止地面临新的分离运动的困扰，事实上，这种困扰已经在给欧洲带来新的不安定。

　　而用这把“标尺”来衡量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自秦汉开始中国就成功实现了中央对全国的有效集权管理；几千年来中华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华各民族长期相互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从经济、政治、文化到血缘关系上全方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休戚与共、相互依存关系；中华各民族近代以来在捍卫祖国统一、抵抗西方殖民侵略中，凝聚力和向心力空前增强，形成了“中华民族”的认同自觉。国家统一就能强盛，国家分裂就遭欺凌，成为中国人从自己历史中得出的最重要教训。这样的政治、文化传统和人民的现实利益，使得包括藏族、维吾尔族在内的中国人视国家统一如生命，绝对不能容忍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从事任何分裂中国的活动，绝对不允许在中国内部搞什么“民族自决”、“民族分离权”。

　　二、三百年来西方在世界上的强势地位，使得许多西方人染上了盲目的民族自大症，把自己的政治发展途径、理念视为世界上唯一模式，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特殊性和人民的感受，想当然地把中国对西藏、新疆的主权地位同他们所熟知的本国对发展中国家历史上的殖民统治等同起来。多次有西方政要和媒体记者气宇轩昂地对笔者发问：“为什么‘西藏独立’是中国政府不可接受的，是因为西藏在经济上、战略上非常重要吗”，“中国能不能抛开主权、领土完整问题而承认西藏、新疆的自治”，“中国为什么不能允许欧盟派独立的外交官小组去西藏调查真实情况”……一些西方学者把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中国定性为“伪装成现代统一国家的帝国”，根据欧洲的“经验”，不断预测中国民族问题马上就将面临“深刻的总体危机”。笔者一方面对西方“精英”中有这么多人对中国的政治传统、西藏与新疆的真实情况和中国政府的政策缺少基本的了解感到惊讶，一方面又为他们面对迅速发展的中国而仍然抱着阿Q式的“先前阔”心态感到悲哀。

　　西方与中国在国家的民族构建理念上的分歧，给中西方关系造成一个潜在的爆点，这就是一方面现在所有西方国家均承认“西藏、新疆属于中国”，没有一国与达赖集团、“东突”势力建立外交关系；另一方面，这种情况并不妨碍西方势力认可达赖集团及“东突”势力拥有要求“西藏独立”、“新疆独立”的权利，并从各方面予以支持。如果中国大局一旦有变，西方国家马上就可以背弃国际法准则和自己的承诺，对“西藏独立”、“新疆独立”予以外交承认，如同他们在肢解南斯拉夫时所做的那样。所以中国必须清醒看到，目前西方对中国于西藏、新疆主权的承认，不过是中国自身实力在国际关系这面镜子中的反射，虽然也束缚了一些国家支持达赖集团、“东突”势力的手脚，但对中国实质性加分作用有限。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不能建立在西方的“承认政治”基础之上，最终只能建立在自己的历史政治传统和日益增长的实力基础之上。

　　同时要指出，在今天国际关系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主要是西方用来分裂他们所不喜欢的“专制国家”的，如果其本国有不晓事者试图借这把“标尺”也分出一块土地去，一定会被以各种体面的理由打压乃至剿灭，绝不会允许其成为事实。这样的闹剧人们已经看得足够多，而且现在还在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