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的利益考量

　　基于“实用主义”的利益考量和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划线，共同构成了美国外交的基本面。这同样体现于美国对“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的决策。

　　 70年代，美国需要集中力量对苏联搞冷战，需要从越战泥潭中脱身，对此中国的态度至关重要，而达赖集团不仅用处不大，相反还严重影响中美关系的改善。此时利益考量占了上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美国大幅减少对达赖集团的经济和军事支持，继1965年中情局停止对盘据在尼泊尔王国木斯塘地区的达赖集团主要军事力量的空投后，1974年更听任尼泊尔政府军对这股力量予以歼灭。达赖集团一度在国际上形同弃儿，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不得不把“西藏独立”的旗号改换为“中间道路”，走上“大藏区高度自治”的“曲线藏独”道路。达赖对美国行事方式心知肚明，他在其《自传》中多次埋怨“美国政府卷入西藏事务并不是为帮助西藏，而仅仅是冷战时期对付苏联的战术需要”。

　　1989年3月5日拉萨发生大规模骚乱事件，接着北京发生“六四”事件，此后国际上相继发生苏东剧变，此时美国强烈感觉，对于搞乱、遏制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达赖还是大有利用价值的。于是1989年10月，作为惩罚中国的一项措施，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及时落到达赖头顶上，1991年美国总统第一次接见达赖，由此开西方国家首脑人物会见达赖的恶劣先例。“达赖股”在西方突然大幅升值，西方社会一般民众知道人世间有个达赖的存在，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受此鼓舞，达赖宣称“三年内一定要把西藏搞成独立国家”，“不和一个即将垮台的中国政权谈判”。令美国和达赖遗憾的是，这一希望的破灭和它的到来一样快。

　　2008年西方看准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的急切心情，认为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先是2007年美国把只有为美国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才能获得“国会金奖”高调授予达赖；继而2008年达赖集团一手制造了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然后是西方一些国家相继发生暴力拦截奥运火炬传递事件；与此同时，西方领导人以集体抵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威胁、羞辱中国，压中国政府对达赖集团作出政治上的让步。只是由于西藏局面迅速恢复正常，全中国人民和全球华侨华人群起发声支持中国政府，强烈反对达赖集团和CNN等西方媒体辱华事件，西方才没敢把事情做绝。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快速的发展使西方陷入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谁都希望搭上中国这趟快车，尽可能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取利益，特别是从经济、金融危机的泥潭中拔出腿来；另一方面，又由于害怕中国打破西方主导制定的国际游戏规则和利益格局而恐惧和焦虑，竭力利用一切机会遏制中国，并始终存有利用中国多民族的国情使中国像苏联、南斯拉夫那样走向分裂的“愿景”。所以人们看到某些规律性现象：当中国平稳发展时，西方领导人登门示好唯恐落后，而西藏、新疆一旦发生一点儿事，这些人立即翻脸不认人，恶言相加，同样唯恐落后，当然这并不妨碍西藏、新疆恢复常态时，他们的愤怒马上又转回到温和，态度转换之快速，往往达到匪夷所思程度。

　　某些国家新领导人上台时，一定要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会见达赖，然后又私下向中国保证不会再有这样的会见发生，争取两国关系“转圜”，此后便是率领一个庞大的商贸代表团访华，获取商业利益，下一届领导人上台周而复始。当某些国家违背国际关系准则的行为遭到中国反击时，其政府、议会、法院以“三权”分立、互不管辖为由互相踢皮球；几个国家领导人在一个时期内先后会见达赖，形成多层次的压力分担“共犯机制”。

　　对付“实用主义”，完全靠说理是不行的。只有当“实用主义”者感到他的一套不再“实用”，才有改变的可能。也就是说，只有当西方感到“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已经不再具有特殊利用价值，其无理干涉才会消减，而要达到这一点无疑还需要假以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