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需要看一下美国的宪法是怎么规定的。

　　关于外交政策，美国宪法有以下一些相关规定。一是对外宣战权通常由国会决定，行政当局对外签署国际条约、制定关税和贸易条款等事项须经国会批准。总统任免驻外大使须经参议院批准。

　　换句话说，宪法将外交决策权既赋予了总统，也同样分了不少给国会。至于在具体问题上怎么做，有时需要就事论事。就某一外交政策，谁先提出，谁来执行，双方都可以发挥作用，并可以在不同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正如一位美国专家指出的那样，美国国父们在做出这项设计时，“直接导致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争斗”(invitation to struggle for the privilege of directing U.S. foreign policy)。因此，美国的外交决策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充满斗争与妥协的产物。

　　从历史上看，美国总统在外交政策上有以下权利：对国外突发事件进行回应，就国际问题提出立法建议，谈判签署国际协议，阐述政策主张，提出政策执行和采取一些独立行动等。

　　国会则有以下权利：提出立法决议案和政策主张，提出法律规定，施加法律影响，提出司法限制或拒绝拨款，提出非正式建议，行使国会监督等。

　　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从实质上看是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中，即在一种不断的摇摆中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当然，外交决策的根源肯定是在国内。不管是白宫还是国会，在制定和执行某项外交政策时，另一方都有能力去影响或改变这项政策。

　　比较而言，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有几个较为显著且与其他国家不尽相同的特点：

　　一是美国外交政策并不是产生在一个真空状态下，而是由一个大的战略主导。比如冷战期间，时任美驻苏联使馆代办的乔治·凯南率先提出对苏“遏制”政策，“遏制”成为主导整个冷战过程的大战略。同时，美国在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时往往涉及方方面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二是外交决策过程不仅漫长，而且十分复杂，有时很难搞清楚到底是谁首先提出政策，或是谁改变了某项政策。仔细研究一下美国的一些重大外交政策，我们会发现，行政和立法当局经常就某一政策频繁互动，施加影响，在大多数时候已很难找到这一政策的源头。

　　三是白宫与国会对外交政策影响和作用的大小，往往因人而异，而且与总统和一些重量级国会议员的个性等因素相关。有美国学者研究发现，在不同历史阶段，总统和国会对外交政策的控制力相对有所不同。举例而言，在建国初期的1789-1829年间，在外交政策上总统处于强势地位，而1829年至1898年长达70年的时间里，国会在外交上占据上风。从1898年到两次世界大战后的阶段，又是总统主导了外交决策。从越战开始到1973年结束，国会恢复了强势地位。在里根和老布什执政期间，总统外交决策权明显上升，并在1991年的“沙漠风暴”时达到顶点。

　　简言之，在处于紧急状态时比如进行对外战争时，显然是总统大权在握，国难当头，形势所迫，国会不再刁难。但在非紧急状态时，往往就要看总统的个性和一些重要国会议员的态度了。

　　另一个误区时，不少人认为，在外交政策上肯定是美国的行政当局首先提出建议，国会通常只是扮演一个次要的角色。这种看法其实并不确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一些国会议员率先提出一些重要外交立法议案，对美外交政策走向具有重要影响。比如1943年，国会取消歧视中国人法案，同年，富布莱特决议案呼吁美国积极参加国际组织，1958年，MONRONEY决议案提出建立“国际发展协会”(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1961年国会通过的“对外援助法案”(FOREIGN AID ACT)等。

　　到底由谁来对外宣战，一直是白宫和国会争论的焦点。1973年，美国国会两院一致通过“战争授权法案”(WAR POWER ACT)，并以三分之二多数驳回了尼克松总统的否决。该法案规定，总统在向国外派遣军队前必须与国会沟通，并在派兵后24小时内向国会汇报。如果总统出于形势紧急而运用武力，在没有得到国会授权的情况下，总统须在90天内停止军事行动并撤军。这项法案有许多模糊之处，因此有的美国总统往往在派兵问题上自行决定，不理会国会。克林顿总统在科索沃问题上使用北约空军即是一例，虽然违反了国会的规定，但没有人追究此事。

　　美国外交大权的分权体制，导致美国国会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力要远强于其它国家的议会。原则上讲，总统提出外交政策建议(INITIATE)，国会具有处置(DISPOSE)的能力，可就某一项外交政策的实施给予拨款或拒绝。历史经验表明，到底谁在外交政策上说了算，虽然在本质上是一种分权，但在多数时候外交权力的天秤倒向总统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