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7月8日发表了题为《“斯诺登效应”将改变欧洲》的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先说明一点：窃听和监控大使馆绝不是友好的举动。但是当我们想要指责美国一直在监听欧盟以及其他西方盟友的办公室的时候，别忘了，不是只有美国在做这些事。甚至欧洲各国也可能在彼此监控。

　　更令人担心的是，柏林和布鲁塞尔的公众以及某些高官让人们觉得，在爱德华·斯诺登的最新爆料之前，他们一直以为全球其他国家是由天线宝宝管理的。就欧盟而言，对自己无论在布鲁塞尔还是在驻外国大使馆，都成为间谍活动的政治目标，它似乎感到意外。

　　与此同时，德国至少拥有成为情报机构监控目标的三个特征。首先，它再次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因此世界各国不可避免地对其政府和企业办公室内讨论的想法和计划有着浓厚的兴趣。

　　其次，德国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接待过穆罕默德·阿塔以及后来袭击世贸中心的几个圣战分子。这位激进的埃及圣战分子的后继者日益通过网络组织起来。如果情报机构不设法在全球网络中，找到隐藏在德国的蛛丝马迹，那将是不负责任的。

　　如果这两个理由还不够的话，最后一点可能最具说服力：德国成功且极具竞争力和创新力的工业。作为专利和创新方面的全球领军者，德国将得到所有重要情报机构的重点关注。在竞争力的竞赛中，决定胜负的不再是单位劳工成本，而是复杂的流程秘诀。在全球廉价劳动力泛滥之际，优秀人才匮乏，而德国则出产才华横溢的工程师和科学家。科学实验在个性化制药、作物和食品技术、新材料、能量储存、医疗器械以及其他所有资本产品领域带来了突破。到2050年，我们拥有90亿人口的世界将会出现食物匮乏问题，需要依赖应用科学，为我们带来能源和资源节约型的资本和投资品。我们需要的不是简简单单的砖瓦砌成的工厂，而是科学实验室、最先进的工艺流程以及智能生产设备。

　　考虑到上述事实，德国工业如果不进行防御是很危险的。那么它们应该如何应对？当然不是暂停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合作谈判。如果德国与所有对其进行间谍活动的国家中断贸易，那么它很可能得与出口主导型经济模式说再见了(或者有谁会认为，我们的俄罗斯甚至某些西欧朋友和邻国对德国就不好奇吗？)。

　　只有一种战略。柏林应该大举投资于网络防护和反间谍活动，对情报部门投入更多资源并作出强硬回应。在一个凭实力说话的世界里，只有强者才会被认真对待。让我们面对现实吧：一些最好的网络防护技术就是出自德国，比如数据通信和存储的加密。

　　欧洲大陆也应该征服这一巨大挑战，将自身转变为数据保护堡垒。与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人一样，欧洲公民逐渐习惯于让自己心底最深处的秘密直接曝光于众目睽睽之下，不再有上几代人那种对私密的奥威尔式担忧。数十亿民众全天候“发公告”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他们需要得到保护而不是指责。我们或许不得不投资数十亿欧元打造我们自己的硬件和软件防护力量、我们自己的数据处理中心和安全数据通道。

　　最后，我们现在谈论的不是勒卡雷(间谍小说作家——译者注)式的间谍行为，而是政府以及私人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提供商长期“撒网捕鱼”式的监控——我们的开放式通信体系使之成为可能。政府和公民、安全与隐私以及最终美国和欧洲之间必须达成新的妥协。但要做到这些，欧洲必须达到能与大西洋对岸的朋友平视的水平才行。它应停止一方面抱怨网络的不均衡(大多数关键硬件和软件都在美国或处于美国的控制下)，另一方面又搭这种与北约类似的舒适模式的便车。

　　或许欧洲需要这种不啻于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数字冲击，来最终采取严肃举措，从非对称设计、处于垄断之中的全球IT架构中摆脱出来。如果升级IT安全设施能创造就业，如果它能促进欧洲大陆的潜在增长，如果它能帮助创造更加数字化的工业模式，我们有一天回首往事时，或许会发现2013年是欧洲工业、研发，以及安全政策的转折点。经济历史学家或许会忍不住将此称为“斯诺登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