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之争从日本“国有化”的严重挑衅开始，中国前所未有的猛烈反制带来高潮，直到今天的严重僵持，构成了中日关系的“死胡同”。在这期间，中日两国都出现权力交接。
中国权力交接基本保持了对外政策的稳定性，这是世界范围的压倒性评价。在日本一方，因为出现“又一次政党轮替”，政策变化的法定空间就很大，新人个人可能带来的变数尤其难以预测。
安倍第二次出任首相，把中日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几乎推向极致，他个人对两国关系的伤害很可能超过小泉纯一郎。
小泉的负面行动相对单一，他反复参拜靖国神社，造成中日外交对立。但那个时期，中日经济合作没受影响，贸易增长很快，相互反感主要在历史层面打转。小泉并未在领土问题上大做文章，两国战略上的相互警惕和防范并不突出。正因如此，安倍2006年接替小泉任首相后来华做“破冰之旅”也比较容易。
安倍再任首相，把钓鱼岛冲突带向整个中日关系，他很可能成为中日战略对立的“定型者”。
从外部看，安倍正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发展方向。一是他试图彻底改变日本社会的历史认识。二是他要从修宪做起，大幅度改变日本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三是安倍要以前两点做铺垫，对东亚战后秩序做出根本挑战，寻求日本与战后60年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角色。四是安倍的经济政策是短线、自私的，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显示他要把日本变成经济上完全不负责任的国家。
由于安倍所代表的日本国家政治野心以经济衰退，而非以日本经济上升为背景，使得这种野心中充斥了大量失落、怨恨以及紧迫感。它未必能在21世纪的现实环境中发展成为传统的军国主义威胁，但这种潜含着绝望的野心会让东亚不得安宁。
安倍上台才几个月，又是穿军服钻坦克，又是三呼“天皇万岁”，还公开要重新阐释“侵略”的定义，他让外界感到他不是简单的外交强硬，而是骨子里就充满对日本战败后遭遇的悲情，他恨二战的结果，而不是恨发动战争的人和原因。他不接受中国通过和平辛勤的劳动走向复兴和强大，他要在东亚的大趋势里逆水行舟。
中国改变不了安倍的价值观，也影响不了安倍政府的战略抉择。我们认为，在进行客观冷静的分析后，中国应把对中日关系的预期调至最低，把对日工作重心放到不走向完全敌对上。中日是对手看来已很难避免，但双方仍有可能不成为走向摊牌的敌人。
对安倍个人我们不需再抱任何希望，我们认为他执政期间，中国领导人就没必要与他会晤。那样做不会给中日关系带来实际缓和，只会帮安倍政治上加分，而损害中国自己的形象。中国应同日本保持“冷飕飕的”交往，双方共同建立这种关系条件下减少危机的规则。
中日改善关系最近的下一个机会应在安倍下台之后，在这之前，中国应对日展示与其长期稳定冷淡的充分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