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层面上也很重要。无论是中国式的权威治理方式，还是西方国家的治理方式，政府的调控很重要。与全球其他国家相比，我发现中国经济界、银行业人士存在勇气和魄力，可以提出很专业、社会化的建议，如何升息或者降息，如何支持管理银行业，不像美国银行业人士，一味追求经济不受治理。中国政治领导层显然灵活机智，听取专业人员的经济发展发展建议。

　　结合欧美优点寻求务实道路

　　记者：您如何看待英美模式和欧洲大陆资本主义模式的优劣？

　　韦勒：问题根本上与心态有关，美国总有一种必胜的信心，认为自己的资本主义模式是最好的。美国经济是新古典主义，大多数人相信这一制度是最好的。

　　美国人一直相信，没有约束的市场，可以比欧洲跑得更快。我感觉与美国同行就欧洲的市场经济模式进行讨论是很困难的。欧洲大陆资本主义模式，在确保相对自由的资本主义同时，国家承担社会责任，为每个人提供社会保障。在美国4200万人没有保险，在实行社会国家政策的欧洲国家中，没有工资保障、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这是不可想象的。

　　我认为，更聪明的方式是，寻找务实的道路，即相对的自由资本主义与社会国家、社会保障相结合。我也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是弹性灵活、具有存活能力的，能够从危机中走出来。

　　记者：德国企业和德国经济为何能够更好地应对危机？

　　韦勒：德国政府在2003年进行了《2010年议程》的改革，大幅削减福利。此项改革最重要的内容是，德国工会在面对德国存在的危机上表现出务实精神，不拘泥于意识形态束缚。工会认为保证就业岗位更加重要，并以放弃提出加薪为代价。2003年至2010年德国的工资基本冻结，没有增长。德国是欧洲国家中唯一8年中没有加薪的国家。同期，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平均工资分别上升了30%、28%和38%。此举大大降低了德国制造的成本，大量价廉的德国产品出口世界各地。在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工会影响力巨大的德国，施罗德政府做出这一决定是很困难的，但使德国今天相比其他西方国家更好地抵御了危机。（驻柏林记者 刘向）